摘要
目的
探讨医学生述情障碍者的风险决策能力。
方法
随机抽取 300 名临床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使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筛选出得分为 60 分以上者为述情障碍组;40 分以下者为正常对照组，同时采用爱荷华博弈测试(IGT) 进行社会决策行为能力的测试。
结果
述情障碍组的 IGT 净得分少于对照组(t = －0. 62，P ＜0. 05)。两组被试在 5 个 Block 上净得分的单独比较显示，在 Block5 上对照组的净得分高于述情障碍组(t = － 1. 73，P ＜ 0. 05)。采用 2(组别) ×5(Block)的方差分析，提示 Block 主效应显著(F =10. 55，P ＜0. 05)，即净得分随着任务的进行发生显著改变;Block 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 = 2. 94，P ＜ 0. 05)，即两组被试的决策模式不同。
结论
医学生述情障碍者可能存在决策认知功能障碍。
关键词
述情障碍;决策;爱荷华博弈任务
述情障碍即自身情绪调节障碍，其特征包括情绪体验受限或减退、情绪表达能力障碍、想象力下降、不能主动感受自己的情绪状态以及对他人的情
绪识别困难。研究［1］表明，精神疾病、身心疾病等一些躯体疾病中伴有述情障碍症状较多，在正常人群中也发现约有 10% 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不善于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内心情绪感受。述情障碍可能是精神疾病的易感因素，也是某些心身疾病的高危因素［2］。近年来研究［3］显示认知功能的异常是述情障碍者的一种特征性心理状态如注意、记忆、学习等。决策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功能，指根据环境信息在几个选项中做出最佳选择，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该研究采用爱荷华博弈测验(iowagambling task，IGT)［4］，通过对医学生述情障碍者进行研究了解述情障碍者的社会决策行为模式。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三年级自愿报名的 542 名学生中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 300 名，根据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测试得分将被试者分为 2 组。述情障碍组:经 TAS-20 测试得分在 60 分以上者共 33 名，排除标准包括抑郁和焦虑症状、神经精神系统疾病、严重躯体疾病、物质滥用、既往脑病史、视力、听力障碍。其中 3 名伴有抑郁或焦虑症状被筛除，剩余 30 名入组，包括男16 名，女 14 名，左利手 1 名，其余为右利手。年龄
2023(21. 1 ±0. 64)岁;教育年限(16. 19 ±0. 40)年。正常对照组:经 TAS-20 测试得分在 40 分以下共 32名，排除标准同述情障碍组。此外，还需排除有精神
疾病史及一级亲属中患有精神疾病者。其中 2 名因一级亲属中患有精神疾病被筛除，最终 30 名入组，包括男 16 名，女 14 名，左利手 2 名，其余为右利手。年龄 2023 (21. 1 ± 0. 16) 岁;教育年限 (16. 13 ±0. 34)年。
1． 2方法
1．2． 1背景测试
使用 TAS-20 全面而正确地评估述情障碍的存在和严重程度。同时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与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估被试者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主观感受及严重程度。
1． 2． 2IGT 实验程序
所有实验刺激均呈现在 17英寸纯平 CＲT 彩色显示器上。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要在 2 000 元的基础上尽可能赢取更多的钱。要求被试每次从电脑呈现的 4 副卡片(A、B、C、D)中通过按键任选一张，共 100 次。被试在每次选择后，屏幕上会显示出“你赢了 × × 元”或“你赢了 × ×元，同时输了 × × 元”，“你现在还有 × × 元”。每次选择后会获得一定数目的收益或损失。其中牌 A、B每次均提示赢 100 元。但多数情况下可能会伴随着更高的惩罚，如提示输 1501 250 元不等，(总额为赢 5 600 元，输 8 000 元)。因此，A 和 B 是不利选择，即时收益大而惩罚更大，过多的选择长远来看净收益是负的;选择卡片 C 或 D 时均提示赢 50 元，但是伴随的惩罚较低，部分情况下提示输 25250 元不等(总额为赢 2 800 元，输 1 300 元)。因此，C 和 D是有利选择，即时收益小但惩罚更小，持续的选择净收益是正的。
1． 2． 3IGT 参数评定
100 次选择机会被平均分成5 个阶段(Block) 每阶段20 张。最终，用净得分［有利选项的数目 － 不利选项的数目，即(C + D) － (A+ B)］来评价被试的表现。并分别计算每个阶段的净得分，以此来评估被试在整个任务过程中的决策变化趋势。净得分越高，表现越好。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5. 0 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 ± s 表示，一般性统计学描述采用两样本 t 检验的方法，IGT 结果采用方差分析(ANOVA)方法。
2结果
2． 1一般资料
述情障碍组与对照组间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利手、SAS 评分、SDS 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 2 述情障碍组和对照组 IGT 各项结果比较述
情障碍组的 IGT 总净得分少于对照组(t = －0. 62，P＜0. 05)。两组被试在 5 个 Block 上净得分的单独比较显示，在 Block5 上对照组的净得分高于述情障碍组(t = －1. 73，P ＜0. 05)。
对两组被试在 5 个阶段中的净得分进行 2(组别) ×5(Block)的方差分析，提示 Block 主效应显著(F =10. 55，P ＜0. 05)，即净得分随着任务的进行发生显著改变; Block 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 =2. 94，P ＜ 0. 05)，即两组被试的决策模式不同(表2)。分别对两组被试的决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对照组不同 Block 的净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8. 78，P ＜0. 05)，Block 3 至 Block 5 的净得分均高于Block l 与 Block 2 (P ＜ 0. 05);述情障碍组不同Block 的净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3. 84，P ＞0. 05)。见表 2。
3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述情障碍者在风险决策中更多的倾向于高奖赏/高惩罚的决策行为模式，在面临高惩罚后却不能向安全选择的策略转移。并且通过对 5 个阶段选择趋势分析，发现在第 14 阶段对照组和述情障碍组具有相同的决策模式，均表现为净得分增加，即有利选择次数相对增加。但随着选择次数的增多，对照组的学习效应较明显，逐渐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决策模式，而述情障碍组却最终倾向于对自己不利的决策模式。表明对照组能够在风险决策过程中，通过隐性的社会学习后向安全的选择策略转移，以避免可能面临的高惩罚，而述情障碍者却存在这种决策认知障碍。
决策作为一种高级认知过程，是个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面临的智能活动。不仅涉及工作记忆、推理、判断、学习等认知活动，还与情感活动有关［5］。有研究［6］表明促成一种成功的决策，需要推理的合理性与对情绪信息的整合。情绪性推理指人们运用自身的情绪体验去验证他们的认知判断，当人们体验到自己的焦虑或恐慌情绪时，就可能提醒他们去判断所处环境的危险性与安全性，从而选择一种正确的策略去应对［7］。鉴别和体验情绪困难是述情障碍的主要特质之一。因此，述情障碍者在风险决策实验中，不能很好地运用自身的情绪体验去判断环境的变化，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应对策略。本研究结果与 Fergusonetal［8］提出述情障碍者在风险决策实验中的学习模式，即“巩固 － 衰减模式consolidation-attenuation model［8］是一致的。该模式认为述情障碍者在风险决策实验中，尤其在后面阶段表现出衰减的学习能力。大量的实验［9 －11］证明这种衰减的学习能力，是由于述情障碍者的信息加工能力缺陷所致，表现在对情绪唤醒刺激的识别能力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困难及情绪性记忆能力受损。表明述情障碍者虽然学习去判断有利和不利的选择，但收效甚微或缓慢。同时，Mantani et al［11］认为述情障碍者很难用前期的情绪性记忆去指导处理后续发生的情绪性事件。因此，述情碍者在风险决策实验中的后面选择中，不能巩固前期的学习能力，亦不能用前期的记忆去指导后续的选择。
早期的神经心理学研究［12 －13］提示，前额叶是人类社会决策认知加工的重要脑区。Kano et al［14］采用 PET 技术对述情障碍者进行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在执行风险决策实验时前额叶腹侧激活程度明显升高。因此，笔者推测述情障碍者的这种社会决策认知障碍可能与前额叶腹侧功能异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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