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在中国，每年有150多万人急需器官移植，而器官供需比仅为1150。这意味着每年都有大量的病患，只能在无谓的等待中失去生的希望。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器官捐献协调员也随之产生。他们在生与死之间、希望与绝望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作为全国第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目前国内协调成功案例最多的一位协调员，高敏深知协调的意义，因为“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生命就得以延续或终止”。
“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能够帮助别人”
记者：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8年来，您已成功协调了603例眼角膜捐献、122例遗体捐献。有人说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劝那些痛失亲人的家属同意捐献亲人的遗体，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事这样的工作？
高敏：1997年我在深圳打工时，看到一辆献血车上写着“A型、B型、O型血告急”几个大字，心里一动。那时候，献血的人并不多，我上车献了一次血。可能就是这次献血，改变了我的一生。其实我的性格很内向，而献血志愿者需要向陌生人介绍献血知识，甚至打开别人的心门。我试着改变自己，不仅当上了献血志愿者，还在2005年成为深圳市第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能够帮助别人。2005年8月，当时我在深圳市红十字会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对方来自湖北天门，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她女儿18岁了，不仅学习好，而且能歌善舞。不幸的是，几天前她女儿被摩托车撞成了颅脑重伤。她想把女儿的器官捐出来救人，好让女儿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放下电话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此前，我主要是做献血志愿服务，但这个电话让我发现，器官捐献非常神奇和不可思议，每一次捐献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
后来，我找到同济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一起协助这位大姐完成了她的心愿。她女儿的肝脏和两个肾脏挽救了3个生命垂危的男孩，眼角膜使4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一个女孩的捐献能挽救那么多人。
记者：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自2010年试点至今真正实现捐献的例数并不多。您这么多年与捐献者打交道，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您觉得实现器官捐献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高敏：别说器官捐献，就是无偿献血，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去年6月，一位在深圳工作多年的清洁工遭遇了不幸。他生前再三强调，死后器官捐献。此前他一直遭受哮喘的折磨，希望死后医生能从他身上发现一点原因，帮别人减轻痛苦。他的家人基本都同意了，唯独家里的大学生、他的小儿子总是不能接受，最终导致捐献没能成功。
目前来看，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进展缓慢，除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和“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影响外，与器官捐献的繁琐程序以及相关部门不配合也有关系。我工作中遇到的阻碍有一部分是因为医院不配合。
去年，22岁的湖南女孩小荷在深圳打工时发现脑瘤复发，生命垂危。女孩的父母提出捐献孩子的器官，但所在医院的领导却拒绝提供手术室，非让我们转院。对器官捐献而言，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24小时。后来在转院途中，女孩的心脏支持不住了，机会就这么白白流失了，另外3个等待器官的生命再次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这样的事情总是让我们心怀悲愤却又束手无策。
“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痛”
记者：中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将由志愿者逐步向专业协调员转变，协调员要由国家统一考核，需要专业医学背景。您觉得新的制度实行后您能得到相应的身份认同吗？
高敏：我们之前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人给我指导，我自己不断总结经验。其实捐献者是最重要的，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协调。如果捐献者不同意，一切都是徒劳。器官捐献协调员当然需要培训，但培训只是帮助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做到位，人情世故还要靠人生历练。另外，仅有医学专业知识还不够，与捐献者家属的心理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
国外开展这一工作已经几十年了，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新加坡的公民一出生就是自然的遗体器官捐献者，满18岁以后再根据宗教信仰确定是否进行遗体捐献。如果遇到疾病，他们将无偿享受别人捐献的器官。而美国在驾驶考试中就有这么一项，遇到交通事故时是否同意器官捐献。如果你在这一栏上画了勾，驾照下来时就会附上一张器官捐献卡。遇到紧急情况，人们会根据驾照资料帮助当事人完成捐献遗体的心愿。当然，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生命本应该高于一切，但在我们国家，一些人的闲言碎语就能让这件事情变味，真正想捐献器官的人反倒失去了决定权。要改变这种现状，不是专业知识培训就能做到的。
我在2011年8月完成了一例未成年人捐献母亲器官的事情。虽然操作起来很复杂，但孩子比较懂事，亲人也很理性。孩子的母亲脑出血生命垂危，他的舅舅3天不眠不休征得了孩子的同意，用他母亲的器官挽救了11个人。现在，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了母亲，但仍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帮助他。所以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各种知识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颗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心。
记者：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你们可能会四处碰壁，遭遇不理解、不配合，甚至白眼和驱赶。在如此艰难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持您一直做了这么多年？
高敏：去年的全国器官捐献总结会上有一组数字：从2005年到2012年年初，7年时间我们仅有207例器官捐献。而从去年3月23日到11月23日，我们就完成了500例左右的器官捐献。我们用半年的时间获得了7年的成绩，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关注器官捐献。我在深圳遇到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痛。”我们协调员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告诉人们在生命遭遇不幸时要想到他人的生命。
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级行政部门能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助一臂之力，简化这项工作的程序，让捐献者多些方便，少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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