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9岁的张华（化名）年初被查出了乳腺癌，而且是最容易扩散和复发的HER2阳性。她打听到，如果使用目前最有效的靶向药物赫赛汀治疗，一年的治疗费用达到34万元，这个数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就意味着必须放弃治疗。突如其来的打击把一向乐观的她击垮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病友姐妹们，乳腺癌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调整心态，坚持治疗，就一定能够战胜它。”在确诊后仅半年多举行的青岛特药救助乳腺癌患者联谊会上，张华对治疗充满信心。这一巨大的变化来自于山东省青岛市去年开始的特药救助项目对她的援助。
患者：
34万元降到4万元，从无望到重生
赫赛汀（曲妥珠单抗注射液）被认为是目前治疗乳腺癌HER2阳性患者最有效的药物，但其每支的销售价格是两万多元，一个疗程是一年14支，光药费就高达34万元。这个价格让绝大多数患者眼看着生存的希望逐渐暗淡。
“我们明知道有效果很好的药，但患者就是用不起，这对于医生和患者都是非常残忍的。”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任王海波说。去年6月成立的青医附院乳腺病诊疗中心，集中了青岛大部分的乳腺重症患者。“赫赛汀在乳腺癌治疗方面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希望基因检测结果为HER2阳性的患者都能接受最好的治疗，但以前很多患者都无法承担。现在从34万元降到了4万元，药物的可及性将大大增加。”王海波说。
青岛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始于2012年7月，在政策设计中，这一制度包括了多个救助项目。其中特药救助项目是指罹患重大疾病、罕见病的参保患者，临床使用费用较高、疗效显著，且难以使用其他治疗方案替代的特药，经临床评估及医保审核符合条件的，其按既定规范的治疗方案所花费的个人自负费用，可给予70%的救助。
在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框架下，青岛通过谈判和风险共担、管控等机制，构建了高值药品保障制度。据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耿成亮介绍，通过谈判与共付机制，引入慈善机构、供应商（药厂）、捐助企业及个人等多方资源，不仅大大增强了高值药品的保障能力与保障水平，还促进了部分高值药品的运行模式从过去的慈善式转为现在的医保式，并进一步促进了高值药品保障“以病人为中心”服务模式的初步形成。
赫赛汀是第一批被列入特药救助范围的11种药品之一，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张华也就成为了不幸人群中的“幸运儿”。她告诉记者，现在中国癌症基金会与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了“赫赛汀患者援助项目”，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享受“买6赠8”的优惠，“这样算下来，一年的花费就是14万元，我们作为青岛人还有可以享受特药救助，在14万元的基础上再报销70%，自付4万元对于我们来说是重生的希望。”
政府：
医保可以调动起更多资源
在青岛市大病医疗救助制度中，特药救助只是其中一个项目。耿成亮表示，今年青岛市将进一步扩大特药救助范围，目前已完成了十余个药品的谈判。
耿成亮说，共付机制是特药救助制度的核心，这种模式有利于患者大幅度“减负”用药甚至免费用药。乳腺癌赫赛汀特药救助，就是由政府、供应商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而先前一年实施的血友病拜科奇特药救助，则是医保、供应商和慈善机构共同承担，患儿免费用药。
“我们在设计这项制度的时候，政府最担心的是财政的承受能力。但实际上去年财政拨出了1亿元资金专项用于特药特材救助，这一年多我们只用了一半左右，所以这项制度如果要向全国推广，不同地区差异化较大的财政支付能力不会是影响制度实施的关键因素。”他说。
耿成亮认为，真正影响制度实施效果的是管理能力，为了保障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安全、稳定地运行，青岛市建立了全面的风险管理机制，既用以防范过度医疗和行业道德风险，同时也是对参保患者医疗权益的一种保护。“对于重大疾病患者来说，时间比金钱更宝贵，明确准入条件实际上是替他们节约时间，利于他们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式。”
多方筹资基础上的救助制度会不会引发药品供应商的过度推销行为，从而浪费政府宝贵的救助资金？这是青岛市医保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为此，青岛市将共付机制从经济共付环节扩展到管理共付环节，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的管理风险与管理责任，并限定特药医保支付的人数与资金上限，在限额内由救助资金支付，超限部分则由供应商支付，这样供应商就必须主动采取措施来遏制临床可能发生的过度医疗风险。
“过去我们对于医保的理解过于呆板，其实它可以撬动很多资源，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耿成亮介绍，目前，青岛市医保不仅与全国多家慈善机构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也已经与部分企业的基金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必要时会将其有序纳入到大病医疗救助工作中。
专家：
希望“青岛模式”能推广
经过1年多的实践，青岛的大病医疗救助模式效果已经显现，政府、企业和患者实现了多赢。很多省市的医保主管部门近期纷纷到青岛“取经”，希望将这样的救助方式引入到本地区去。
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曾对青岛的高值药品保障制度、谈判机制等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与系统的研究，执行会长宋瑞霖表示，通过平等谈判的方式，将专利药和高值药品纳入报销目录，从而提高这些药物的可及性，这在国际上是通行做法。纳入到特药救助项目的产品多为临床必需且没有可替代品，谈判的方式可以让政府变被动为主动，“用市场换价格”。
据了解，青岛的谈判机制换来的不仅仅是企业降低价格，根据协议约定，青岛市还要求这些企业通过慈善项目、医生培养、患者教育等一揽子“打包”方式，为医患带来更好的增值服务。此次举行的特药救助项目乳腺癌患者联谊会，也是药品供应商与政府所签订合同中的承诺事项之一。这样的服务模式，正是青岛市实施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追求目标之一，耿成亮希望能够通过与企业的谈判，探索出更好的新型服务模式。
目前，江苏、浙江、广东、陕西等省都已经开始了高值药品及大病医疗保障制度的试点。“青岛模式”能否在全国推广呢？宋瑞霖表示，“青岛模式”的推广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想不想。各地的经济条件不同，试点的力度可以参考政府和医保的承受能力，但这件事在各地都可以做。
“‘青岛模式’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项机制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政府思维方式的转变。不是一搞改革就要国家掏钱，应该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出路自然就会显现。”宋瑞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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