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对职业状况的认知、对社情民意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将来如何面对职业、面对患者。沈瑞楠摄
医学生是明天的医生。他们对职业状况的认知、对社情民意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将来如何面对职业、面对患者。过去的一年，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有这样一群医学生，他们走出象牙塔，走上街道和田间地头，实地感受医生的职业价值和患者的内心期盼，并从中收获了教科书中可能没有的那种触动与震撼。——编者
走近农民工
让健康不弱势
张颖
拥挤的街道两旁，热情的商贩在不停叫卖着他们的货物。一群中年妇女聚集在岔道口，操着不同口音交谈着。在北京市郊的城乡结合部，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近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改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参加了新农合，却因受地区统筹、异地转移续接、报销范围等的限制，在城市中寻求医疗帮助仍十分困难。
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阳光爱心诊所（旨在为城市低收入困难人群提供常见病和小病的诊治、慢性病预防及健康教育）的成员， 2013年年初，我们召集了一群有心改善农民工就医现状的同学开始了调研。
时值8月，北京连日高温。我们在曝晒之下做访谈、填问卷，路边的人们则在烈日下吆喝着卖西瓜，或是在灼热的煎饼摊子前烙饼。在拥挤的居住区，一家老小挤在没有风扇，甚至没有任何家具的空间里，妇女们在照顾老人和孩子，而男人们正在脚手架之间为生计奔忙。这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生活状态，让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阳光爱心诊所“让健康不弱势”的口号。在他们面前，头顶上那炙烤的烈日是多么微不足道！在现实这本教科书面前，我终于理解了关于他们的一串串数字，最低工资、工作时长、火车票价，甚至方便面价格都有了更深层的含义。
接受我们调查的人多来自河北、四川、河南，年轻男性多从事建筑业，女性和老人则从事清洁、销售等工作。他们大多自认为身体比较健康，从未进行过体检，约1/3的人每年的医疗花费不到100元。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身体健康，不需要看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逃避看病，甚至害怕看病。“万一在医院查出来什么，我是看呢，还是不看？要看的话看不起，不去看也就不知道自己有病了。”
在谈到就医机构的选择标准时，“距离近”和“价格便宜”是他们最关注的因素。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许多私人诊所，一般不到10平方米，几乎没有医疗设备，门口的牌子上都写着“内外妇儿，打针输液，清创缝合，外伤包扎”的字样。极少有农民工会对私人诊所的安全性表示怀疑。无论患一般疾病还是重大疾病，农民工均倾向于选择在疼痛难忍时才去医疗机构就医。
调研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生活的不易，也听到了他们的诸多抱怨。而我们能做些什么？作为医学生，我们亲身去体察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农民工的状况，就是要以医学生的名义向社会承诺并践行我们的社会责任。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力量很微弱，完善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1级临床4班学生。指导老师：丛亚丽）
走近临床医生
为做明天的好医生努力
姚鲁田
美国医生联盟于2002年发布了《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提出了医师职业精神的3项原则和10项责任。为了解我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现状，我们以辽宁省的在职医师为对象， 从态度及行为两个层面对医师的职业精神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我们在45家医院中随机抽取了1100名医师。结果显示，大部分医生的职业态度和行为与医师职业精神基本相符。主要表现在：医生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具有提高业务水平的愿望与能力；能够为患者的健康利益着想，努力救治并取得较好的医疗效果；基本做到为患者保密，不泄露患者的隐私；基本保证患者公平就医的权利等。
但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仅有40.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向病人及其家属揭露重大医疗事故，仅有51.8%的被调查者认为医患之间不宜存在商业关系，90.4%的被调查者会在患者要求进行不必要的医疗检查时提供服务。对商业性医患关系的较高认同度反映出医患双方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强化了医生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有些医生不是努力使患者以最少的耗费获得最大的健康利益，而是为增加医院或个人收入进行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加重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恶化了医患关系。
“患者自主”原则未能真正落实。调查中，医生对于医疗差错的刻意掩饰以及对过度治疗行为的高度认同反映出医生对患者知情同意和自主权利意识的淡漠，缺乏对患者的尊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生在对医学人文本质的认识方面尚存在不足。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医生认同医疗公平，但不认为是自身的责任。他们认为医生的任务只是看病，而促进社会公平和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是领导和政府的责任。这反映出医生的公共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从而可能导致缺乏履行公共健康责任的自觉行为，如自觉降低医疗成本、节约医疗资源等。
医师职业精神课题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职业精神的理解。作为尚在学习中的医学生来说，在刻苦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只有自觉增强人文素养，加强医患沟通，自觉承担促进社会公平和医疗资源合理分配的社会责任，才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好医生。（作者为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指导老师：王丽宇）
走近乡村医生
乡村医疗事业需要我们
刘彦红王红艳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领会城市大医院医生的风光，但他们却同样感受到了病人的信任和依赖。他们被称为乡村医生。目前，我国有8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健康离不开百万乡村医生的付出。
作为国家“大学生村医”计划培养的未来的乡村医生，为对这一职业群体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2013年暑期，我们开展了“我了解的乡村医生”调研活动。为了获取真实、有效的数据，我们将调研对象限定在河北省范围内，通过采取就地、就近调研的策略，与受访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调查前，我们想到了乡村医生工作条件的艰苦，但当我们深入到他们当中后，才发现这种艰苦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他们大多把自家的房子腾出一间作为卫生室，房间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者一张床、一个不像样的药柜和为数不多的几样常用药品，便构成了卫生室的全部家当。在某些条件差的卫生室，甚至连这些都没有。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的帮助，所有设备都需要乡村医生自己买。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他们具备某些技术能力，大多也只能处理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
除了硬件差，学历偏低，得不到专业指导和专门培训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当问到遇到复杂疾病怎么办时，近60%的乡村医生表示只能建议患者到大医院救治。多数村医渴望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希望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对短期的，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培训，比如急诊急救、技能操作等的期盼尤为强烈。
我们的调查中，40岁以上、行医时间在11~30年的乡村医生占到受访者的一半。对此，我们喜忧参半：虽然这一群体在行医经验上有一定优势，但存在人员老化的趋势。由于年龄偏大，没有后续力量的补充，部分村医已感觉到人手极度缺乏造成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尽管如此，他们仍不辞辛苦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一位年近六旬的村医告诉我们，除了诊治病人，他还要做大量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包括建立健康档案、为妇女发放叶酸、为0~6岁的儿童发放疫苗，甚至包括对农村的饮水井建立档案、定期将饮用水送检等。这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工作内容，惊讶之余，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作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乡医们的收入直接关系着家庭的经济状况。行医和务农两部分收入是否能够使他们满足呢？我们调查发现，年纪大些的医生认为收入还可以，年轻医生则认为不如同龄人外出打工挣得多。单就行医收入而言，58.3%的乡村医生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影响收入的首要原因是“政府补贴很少且不到位”；其次随着药品零差价的逐渐推开，他们收入也必然会减少。
我们的调研并不深入，也无法涵盖乡村医生整个群体。但与他们面对面接触，不仅让我们走近了他们，了解到了我们关心的问题，更使我们有了意外的收获。我们曾设想过未来职业中面临的各种艰辛，也曾为此感到苦恼和忧虑。但现在，我们感到更多的是责任。他们的奉献精神让我们深受鼓舞，未来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也需要我们。
（作者为承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11级学生。指导老师：梁莉）
短评
医学生可以做的其实很多
丛亚丽
尽管医学生的这些调研可能不够专业和全面，但他们发现的一些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在中国医科大学姚鲁田有关辽宁省医师职业精神的调查中，“对商业性医患关系的较高认同度反映出医患双方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这一结果对我们是个重要的提示。它说明在医务人员群体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医学职业的认识不够深刻，需要进一步提升。
承德医学院学生对乡村医生的深入访谈，让我们看到一半以上的乡村医生对他们行医的收入不满意，“政府补贴很少，且不到位”的现实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北大医学部学生通过调研城市边缘的弱势人群，体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健康现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医学生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A Flag in the Wind”是美国医学院校学会发表的关于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的报告标题。我更愿意把它翻译为“风中的旗帜”。医学生是明天的医生，是我们良好医师职业精神的传承者，更是职业精神领域中诸多不良现状的改革践行者。他们的行动，将促进明天医患关系的和谐，并把握卫生改革的发展方向，让医师职业精神这面风中的旗帜迎风招展，充满希望和力量。（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