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肾内科的张鸣和教授在看特需门诊时，由于来诊病的患者带来的病历资料多且庞杂，尽管特需门诊挂号人数有限，但要认真总结、分析、归类资料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所以他常常会在征得病人同意后，将病历带回家中，认真仔细阅读，甚至将化验单分门别类地按顺序粘贴，一目了然，有助于为患者作出正确的诊断，对症下药。
一位疑患癌症的病人，经张鸣和教授的细心检查分析，被排除了癌症的诊断。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研读患者的病历，还将病历做了总结，最后将自己的诊疗意见详细记录下来。这是一种担当，为自己下过的诊断负责，患者及家属十分感激。另一位打工的姑娘尿中出现了蛋白，去北京某医院看病，大夫边听她讲边开化验单，一共要花费近3000元，而且要等结果出来还需要两个星期。姑娘既花不起这笔检查费，也熬不过半个月，她来到我院挂了张鸣和的号。张教授不仅耐心地倾听了她的叙述，详细地为她做了检查，还在病历中清楚地记录下来，开了必要的化验，让她一周后拿着结果找他，不必再挂号了。他认真地在病历中写下了“隐匿性肾炎”的诊断，并做了一些叮嘱，劝打工妹回家乡休养。
但也有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一次患者到院方那反映，自己的病历被医生拿走了，妨碍自己看病，情绪很激动。病历找到后，院内对张教授的做法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此做法不妥，容易出事；但更多的人却认为，这样做体现的是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应该支持。最终，院方为张教授加派了一位主治医师，作为他的助手，尽量减轻一些琐事上的负担，年轻医生也可以从他的言传身教中获得有意的启示。
当我和张教授谈起借病历“风波”时，他的声音十分平静：“我确实常常需要借用病人的病历，不过要从患者角度考虑，他们有可能还会到其他医院看病，也许是外地病人，我应该问清楚可以用多长时间；再者可以告诉他我的联系方式，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了。”
从张教授平实、真诚的语言中可以听得出，他丝毫没有因为被误解而动气，甚至是委屈或牢骚满腹，反而能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找出自己的不足。我相信，患者的病历他会继续借下去。
关于病历，新华字典里有一个词条是这样写的：医疗部门记载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记录，每位病人一份，也叫病案。这应该是世人皆知的。而当今医院里的病历，特别是门诊病历，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患者手中都有一本薄薄的医疗手册，北京市现行的是“一本通”，市内的各个医院都可以用。但有不少诊病医生在手册上只字未写，这样的医生想必对他人写的内容也没有兴趣去看。也有人为了达到冒名顶替、骗取医保报销的目的，本应每人一本的医疗手册，却好几个人合用。
其实病历是患者的医疗档案，是一份有价值的客观健康状况记录，它也具有法律效力，不能随意编造、涂抹甚至篡改。另一方面，从病历也可以看到我国医学的最大优势，即临床医生每天面对大量各类患者，他们就像是医疗实践过程中的“老师”，如果将他们的情况客观严谨、准确地记录下来，这将是一笔宝贵的医学资料，有利于进行医学研究。如果每位医生都像张鸣和教授那样，认真对待病人的病历，这将是医学界的一大进步，病人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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