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8日是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老主任王贤星诞辰120周年。曾在病案科工作的马家润老先生，以83岁的高龄，回忆了王老一生对病案管理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通过这份珍贵的回忆，我们得以知道，作为协和医院“三宝”之一的500多万份病案，在几代协和人的不懈努力下保留至今的坎坷经历。
不拘旧制坚持创新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老主任王贤星在协和工作了整整60年。如今被协和奉为“三宝”之一的病案，很多就是经他之手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他所创建的科学的病案管理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被我国多家医院采用。
王贤星1919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宗教部工作，1921年被分配到协和医院组建病案室，1923年任病案室主任。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创建之初，就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病案管理方法和合理的工作流程。1924年，院长决定把医院统计工作交由病案室负责，王贤星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设计了反映医疗工作的统计报表，每年都将医院接收病人的病种进行详细的分类统计。
在疾病与手术分类方面，为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1927年，他在医院病案委员会的主持下编制了以解剖系统为主进行分类的《疾病、病理情况和手术操作名称》，供本院医师填写临床诊断和病案室做分类索引使用。
1935年5月21日，病案委员会讨论决定自当年7月1日起，参考美国医学会编的《疾病和手术标准名称》（Standard Nomenclature of Diseases and Operations，简称 SNDO）作为医师填写临床诊断和编制索引的依据。随着医学的发展，到1958年，SNDO的分类已不再使用，但国内又没有适用的疾病分类指导书籍，王贤星决定参考国际疾病分类第6版，并结合多年经验，制订适合医院的新分类系统。鉴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缺少指导临床书写疾病诊断和病案管理编目的指导书籍，1964年王贤星向医院党委提出编写医院的疾病分类手册，可正当他着手准备编辑时，恰逢“文革”爆发，只得将其搁置一旁。
“文革”后，王贤星不满足当前工作，于1974年对原疾病索引作了某些调整补充。1976年唐山大地震，王贤星在医院停诊期间重新整理了1964年收集的疾病诊断名称资料，并结合自己60年的经验，组织编辑《疾病分类和手术分类名称》。1977年，已退休的他仍时刻关注此书的编纂工作。1980年，《疾病分类和手术分类名称》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由卫生部向全国推荐应用。1984年，退休多年的王贤星再次投入到对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本的翻译工作当中。
在病案管理方面，王贤星开创性地进行信息资料的整理工作。1948年，他即提出将病案、X线片、病理照相照片和病理切片统一编号、统一管理的计划。当时正值协和医院刚刚复院，病房尚未全部开放，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等医院的病案室在王贤星的指导下，从1954年起，将病案、X线片都实施了统一管理。
鉴于病案的不断增加，病案贮存成为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1954年，王贤星决定将1942年以前的门诊病案从病案袋抽出，每100份门诊病案组合装入一个大病案袋内，从而压缩了病案占用的空间，解决了部分病案的存储问题。同时，他还请医学院照相室专家蒋汉澄拍摄部分病案以制成缩微病案，但由于当时需要进口胶卷，不可能大规模的制作，只得作罢。1960年协和医院门诊、住院病案两种编号改为统一编号，这也是他在工作中不断总结改进的结果。
友善待人培育后辈
王贤星主任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在医院被誉为“协和的大好人”。我于1950年1月到协和医院工作，一开始时在清洁大班做清洁工。1950年3月，病案室要录用一名工作人员，院内有八九位同志报名。我虽然对病案室并不了解，不过听闻病案室王贤星主任待人和善，也决定报名参加。经过笔试，又参加了由英国人安斯理副院长和王贤星主任主持的口试后，我竟幸运地被录取了。
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学习，1952年夏天，王贤星主任安排我和杨国城老师一起值晚班，跟着杨老师学习医院统计工作。1954年，杨国城老师准备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我被安排接替杨老师的部分工作。由于我在这之前被调到医院工会职工业余学校做文化教员，只是和杨老师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并不熟悉病案管理的全部工作。王贤星主任交给我一册总后卫生部规定的疾病分类统计册，列有数百种疾病名称，叫我做住院病人的疾病分类统计，我直言相告，很多疾病我不懂如何分类。王主任和蔼地说：“不要怕！我来教你。”说完，他让我坐在他身边，详细地教我每种疾病应归入的分类。感动之余，我决心加强自学。王主任平时并不讲解什么问题，但只要你
向他请教，他便毫无保留倾囊传授。
1959年，王贤星主任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铭主任整理编辑病案管理的书籍，着意让我参加，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病案管理的知识。
王贤星主任对任何人的教导皆尽如此，国内很多优秀病案管理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得到过他的教导。在他工作的60年间，指导了逾百名来医院进修培训的人员。对于来医院学习的人员，他有问必答，从不保留，深得学员的爱戴。很多单位的病案管理人员都
得益于王贤星主任的教导，日后都成为病案科室的领导和骨干。
为了病案管理事业后继有人，王贤星主任于1954年在第一期《中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建立病案学科”的文章，建议卫生部组织病案管理教学，以培养专业人才。1959年、1978年他又两次向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开办病案管理教育的建议。1963年，医院
领导决定从护校选派部分学员，在他们的实习阶段到病案室学习，并在1963年、1964和1973年共培训3期17名学员，王贤星主任亲自为他们进行系统授课，不但补充了科室的新生力量，也支援了医科院兄弟医院解决病案管理人员短缺问题。
几经劫难 保全病案
病案作为北京协和医院“三宝”之一，承载着协和人的智慧、经验，倾注着协和人的心血。把这些数量多、历史长的病案保存至今，并非易事。
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北京协和医院，驱散了员工，赶走了病人。医院保存的近50万
份病案，几将就要断送在侵略军的魔爪中。当年3月，日本少佐松桥堡在东单附近碰到王贤星主任，说：“你们的病案我们准备送造纸厂销毁。”王贤星主任听后非常气愤，责问道：“这些病案放在那里，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害处吗？为什么要毁掉？你们太愚蠢了！难道把这些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当废纸？”也许，
王贤星不畏强暴、冒死捍卫协和病案的精神触动了松桥堡，数月后，松桥堡对王贤星说：“你们的病案决定不销毁了。”就这样，协和1942年以前的病案才躲过一劫，被保留至今。
1960年国家遇到自然灾害，有的院领导出于好心准备把一些老病案送造纸厂再生造纸支援国家。王贤星主任难以反对领导的决定，只得建议征求临床科室主任们的意见。不久，时任副院长董炳琨教授到病案室对王贤星说：“只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王贤星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销毁。”董院长说：“你放心吧，我去做工作。”协和病案又一次渡过了危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市居然有一知名医院张贴大字报，叫病人来医院领取自己的病案，否则将被处理销毁。
协和医院军管
会也同意这一做法，但我们告知到病案室索要病案的病人说，病案不会被销毁。病人被拒绝后，找到军代表，军代表打电话责问：“为什么反对军管会的决定？红色政权的决定你们都不执行？”军代表听不进去病案室的解释，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请军代表对要给病人的病案批条子签名，批一份给一份，否则不能把病案交给病人。”显然，没有人敢于签字负责。当时，王贤星老人虽然靠边站无权讲话，但他的弟子们（主要是当时坚持工作的徐先超、马家润、邵幼章）无愧于他的培养教导，紧要
关头挺身而出，维护了160余万册病案的安全。
20世纪70年代初，又有领导提出销毁部分病案，这使得恢复主任职责不久的王贤星感到非常为难。于是我建议王主任就此请领导征求国家档案部门的意见，最后得到的答复是，病案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从那以后至今，再没有人提出销毁病案的意见。
协和的病案不只是医院的财产，更是国家的宝贵资料。2005年，医院张振馨教授开展了“胎儿发展对成年人罹病的影响”的研究，全球采集数据时，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独家提供了1921年至1948年的病案资料。
评论